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中國婦女不論是在歷史洪流或是文學作品中,一直在男性霸權文化之規范與逼迫下,扮演著屈從與次等的角色,絕大多數的女性一以未有受教育的機會,故不得智能之發展,進而掌握文字與知識為自己發言;二以未得經濟自主權,故而需依附在以男性為合法繼承人之宗法制度之下,一生在從父、從夫、從子的過程中日漸凋零而無法擁有自主之生命,這其中更隱含著色衰愛弛、不能生子等七出的危險,又有時局紊亂父可鬻女(如竇天章賣竇娥抵債)、夫死婦當守節(如魏代曹令女,夫死以截耳斷鼻的方式拒絕改嫁)等意外…,婦女之生命隨時處在無法自知并掌控的狀態當中,幾千年來的「男尊女卑」、「夫主婦從」模式一直重復地犧牲耗弱占二分之一人口的婦女生命,此種現象要到清末民初之際因西風東漸才又有了重新反省的契機。

古代婦女之困難處境與從屬地位自不待言,而在中國嚴密的宗法制度社會下,男女之分際與身分地位之認同是極為清楚的,簡言之可化約為「宰制-受制」模式,故一般觀念里男子得以身為男兒自豪,女子則多以身為女兒自卑,這是一種天生的不平等,男女性別的孑然分立與隨之而來的不同社會規范在儒家禮教千年來的教導與浸染下,早生根成一種文化的深層結構而難以撼動,更已內化成中國人不管是男人或是女人的集體文化基因與道德規范準則。宗教用以安頓生命,其經典中的祝愿祈求可說最接近黎民百姓的深層愿望了,在唐朝的《藥師經》中藥師佛行菩薩道所發出的十二大愿,對于來世的期盼除了「智能無邊」、「端正黠慧、諸根完具、無諸疾苦」外,第八大愿為「愿我來世,得菩提時,若有女人,為女百惡之所逼惱,極生厭離,愿舍女身,聞我名已,一切皆得,轉女成男,具丈夫相,乃證得無上菩提。」對于女人來說,今生今世的「百惡之所逼惱」,只能虔誠地燒香拜佛以求來世轉生為男,才得脫離苦海,證得無上菩提!

雖說如此,現實人生的諸多險惡,有時也會有藉由喬裝打扮而改變性別、身分者,其裝扮變身的目的為何?不同的性別裝扮又引發出什么樣的結果?如果說男女變裝是一套文化符號的改變,人們認同的實際上是一套顛撲不破的符號系統網,在本文中即「男尊女卑」、「男主女從」的權力結構關系,而不管文化符號背后真正的性別事實與人之為人的內在價值與能力?本文擬以文學文本明代馮夢龍所編纂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與凌蒙初所著「二拍」(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作為觀察的出發點,希望藉由男女變裝的文化譯碼,來剖析解讀「男尊女卑」、「男主女從」這一套運作千年的符號系統。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文擬以女性主義的「性別政治」(Sexual Politics)觀點做為全文的切入點,并輔以符號學理論對于男女變裝提出論述與辯證。

《性別政治》是卡特?米列(Kate Millett)的博士論文,于1969年出版,此書的出現確立了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地位。米列的主要觀點為「性即政治」,男女關系一如政治當中結構性的權力關系,是一種「宰制-受制」、「統治-從屬」的關系。米列進一步定義性政治為:「統治的性別嘗試將其對從屬性別之權力維持及伸展的過程。」在中國,宗法制度就是建構「父權制度」的依據,其確立「男尊女卑」、「男主女從」的性別政治,更藉由不斷社會化、性別角色刻板化的過程,使男/女不僅服膺接受,更將統治/從屬的社會分工內化為意識型態。而服飾,是一種非語言的文本,它可說是符號學中的「二度體系」,它建立在可被語言解釋的基礎上。服飾,更聯系著該文化的釋意方式與價值規范的體系,如「喪服」中的「五服」不僅規范著生者與死者間的宗法關系與血緣親疏遠近,更有服喪時間長短的區別;「被發左衽」、「斷發紋身」在中國文化系統中被解讀為蠻夷之邦無文化之人;「左衽」在日本文化系統中則規范著死者穿和服的方式;「披發」已成為當代不分男女的蓄發自由,較難讀出其中的文化意涵;「紋身」是某些原始部落的美體方式,在當代臺灣又成了青少年追求時髦的價值呈現。

那么男扮女裝、女扮男裝在一個古代中國「男尊女卑」的社會里又分別呈現出什么樣的文化意涵呢?男人何以放棄相對于女性較高的地位與身分,屈就扮女?女人又在什么樣的刺激或情況下必須謹慎扮男?本文將對三言二拍中的男女變裝相關篇章做一深入的比對觀察,期能建構出男女變裝背后之性別與文化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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